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顶层设计案出炉后，实操层面也在跑步前进。针对业界集中反映的对照品一次性进口的困惑，CFDA再发实招，3月31日前，公开征求药物研制过程中所需研究用对照药品一次性进口有关事宜的意见。

在《关于药物研制过程中所需对照药品一次性进口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中，国家层面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用于在境内药品注册相关研究中的对照药品，申请人按要求准备资料，向各省级食药监管部门提出一次性进口申请，经审核后再向国家总局提交申请资料，符合要求的将发给进口药品批件。
不难预测，接下来开展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会越来越多，药品质量升级换挡提速。眼下业界关心的是，药物临床试验承接能力能否满足需求？尤其是BE试验。目前，即便每个具有资质的临床基地全年排满档期，能完成的品种也有限。然而，须在2018年底前完成的基药口服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任务的批文就有近2万个，需求和临床基地的承担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如何烫平这种反差是现实考验。

辩证看研究资源是否够用

资源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国内仿制药开发和一致性评价推进的关键瓶颈。
BE试验改为备案制必将带来需求增量，而现阶段，有资质从事BE研究的机构数量少，加上规范临床数据后成本上升、风险增加，现有资源能否按期完成研究任务是业界所担心的。
对此，前美国FDA高级评审员魏晓雄博士告诉本报记者，“国内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若要保证有质量地按期完成评价工作，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GCP和GLP是基石，这项配套跟不上，将很难达到既定目标。”
在他看来，最有效的办法是由国家层面组建一批海外专家团队，将高标准的GCP和GLP复制到相关临床机构，建立符合规范的评价中心，包括血液样品的分析实验室。“临床机构做BE试验从数量上讲是够的，问题在于，很多临床机构对于质量标准的相关培训开展得不够。国外临床基地不采用发证制，随时都有可能被抽查，而国内部分机构拿证前后对高标准的执行容易走样。因此，急需提高GCP和GLP的服务水平。”
采访中，某大型药企资深研发专家沈孝坤博士直言，“目前的情况对临床机构来说确有挑战，但并非不可能。”他向记者做了一个初步的匡算：一方面，如果一个品种开展一致性评价大约需投入300万元以上，刨除成本，按当前行业平均利润计算，若单品规模做不到1000万元上下，可能就没有太多做一致性评价的意义。这样预计，或有不少品种会放弃；另一方面，企业会优选潜力品种。有的企业手上有上百个批文，甚至上千个，这些批文不会全部都拿来开展一致性评价，有实力的企业会选择销售TOP20的品种，重点投入资源去做。最多或选择30%~50%的品种来做。这样来看，现有研究资源是够用的。“不过，前提是实现临床部分由临床基地来负责，而血样分析等交由资质条件好的CRO承担。”
现实情况是，有资格的机构数量少，且多为综合性大医院，临床诊疗任务繁重，在BE试验研究规范管理和扩大规模方面精力有限。辰欣药业董事长杜振新日前建议：一是允许非GCP认证但具备条件的机构开展BE试验；二是向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申报的仿制药在国内注册时，若为同生产线、同处方工艺，可共享使用国外开展的BE试验数据。

时间不等人，企业要主动布局

除即将发布的豁免名单外，其余仿制药均需完成BE试验，没有侥幸可言。那么，眼下药企如何与BE机构打交道，保证尽可能地一次性通过？若首次失败，如何完善制剂处方工艺，争取二次通关？
“我的建议是，相关企业应主动加速行动，首先要与参比制剂对比分析其杂质、晶型及多条溶出曲线是否一致，在先期评价的基础上，企业可根据差距调整方案，做相应开发，使其与参比制剂BE等效或临床等效。”一位不愿具名的药企研发副总裁告诉本报记者，如果自己的产品有证据表明已具备相关豁免条件，应主动与国家总局建立沟通，将研究所得的试验数据及文献等资料提交给国家总局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否则，需要开展BE研究的就得提前布局。
换言之，企业不能干等参比制剂目录正式后才开始行动。魏晓雄坦言，“小试规模做到多条溶出曲线与原研药一致并不难，难就难在放大生产后批间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保持稳定。企业可以原料是否需要变更来源、是否需要对原料精制、处方和工艺开发难度如何以及BE试验的成本等为依据，判断具体品种是否保留文号。应踏实开展对规模化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溶出曲线的研究，找到差距，继续完善制剂工艺与处方，与原研药一致后再开展BE试验。尤其是难溶性口服固体制剂、肠溶制剂、缓控释制剂等难度大的品种，在制剂开发上更需下功夫。”
不难预测，未来仿制药企拼的不再是价格竞争，而是实力和资源。“从这个角度讲，企业首先要定好策略。有些品种是一定要做的，主动重点地把资源投入进去；有些是可做可不做的，先行布局，加强对处方、工艺的研究，有潜力就可继续做；有些品种根本没有做的价值，就要考虑放弃。”沈孝坤提醒道，开展一致性评价必须有所取舍。